对于大多数创业家来说,如果解决好资金、技术、产品、市场等问题,企业就能够顺利运转了。但是倪捷面对的局面要复杂得多,电动车产业存在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并不乐见这种产品成为百姓的代步工具。

    “1997年,我们生产了第一批电动自行车,我自己经常起早推着车子到公园门口向大叔大妈们宣传,几个胆大的大叔大妈经不起我们‘忽悠’,被我们的诚意感动而付出他们可贵的金钱。于是,绿源电动自行车就第一次有了‘销售’的体验。”回忆起创业之初的经历,倪捷颇为感慨。在绿源公司的产品陈列室中,记者看到最早的绿源产品,与后来的产品相比,的确显得太简陋了。

    “伟大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力澎湃不断的源泉。”倪捷不止一次地这样表示。

    尽管1997年前后,摩托车在内地已经颇为普及,小轿车进入家庭也初露端倪。但对于广大工薪阶层和年长者来说,操作方便、价格合理的电动车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一个尴尬的问题却摆在电动车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面前——管理者已经按照各种技术指标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分类为“马”、“骡”、“驴”。但是这电动车到底算哪个品种却无人表态,而如果没有“合法身份”,电动车肯定“开不远”。

    “如果电动车上街就是‘非法’,就要被抓被罚,当初被我‘忽悠’掏钱的大叔大妈们不是要戳我脊梁骨了吗。”倪捷对记者说道。

    1997年8月,倪捷到江苏无锡参加电动车行业的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他发现,推动电动车合法化是全行业的当务之急。

    令他振奋的是,在这个会议上,他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的共识是:基于绿色能源的绿色交通必然能够穿越体制的迷雾,迎来晴朗的天空。所以要抱着必胜的信念,共同推动电动车的合法化进程。

    随后,倪捷一边苦心经营新生的“绿源”,一边又将大量的精力用于“院外活动”。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正是在倪捷的牵头努力下,电动车在浙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并且获得了省委领导的支持。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出台全国第一个对电动车按非机动车管理的省级规范性文件,绿源成为首个上目录品牌。

    与此同时,倪捷还以专家的身份参与了首个国家级电动车标准的制定。1998年,绿源承办“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定稿会议。这个国家标准的诞生,从技术上为电动车合法化又推进了一大步。

    但是,坚冰逐渐消融的同时,在另一些城市,电动车的境遇却在恶化。

    2002年7月,北京市宣布,北京不发展电动自行车,停止给电动自行车上牌照,已经上牌照的全部电动自行车到2006年元旦停止使用。此举一出,舆论哗然。

    随后,温州、南宁、珠海、福州、广州等一些城市也出现了限制或禁止电动车的政府行为。

    在中国,“在商言商”之类的规则算得上是商人的古训。但是,面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不合理规定,刚刚在公司经营上有所起色的倪捷再也不顾自己的“草根”身份,拍案而起。

    福州禁售事件发生后,倪捷在业内大声疾呼“抱定团结一致,绝地反击之坚定信心,形成合力??扼制此风蔓延、祸害全国之危险时局”。

    接着,倪捷联合业内126家企业声援,奔赴福州,与当地工商局对簿公堂。倪捷和他的同盟军诉讼效果并不如意,但此事引起了全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和同情。据统计,共有53家媒体、数百篇报道为电动车这一“悲情行业”抱不平。

    此时,倪捷已经进一步确信,为了电动车产业的明天,为了绿色能源的梦想,必须依靠公共力量进行必要的战斗!

    针对北京的情况,他撰写业内著名的“万言书”,还向当时的北京市长写了一封洋洋两万言的长信陈情。

    尽管北京方面并未就此事作出直接回应,但是2005年12月31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电动车“开禁”——也就是说,在封杀政策即将完全生效的最后一刻,北京市政府宣布放弃封杀的决定。

    倪捷告诉记者,得到消息的那一天,业内同仁奔走相告,他自己也发了无数条短信,请大家分享共同的快乐。

    2005年12月初,海南省举行《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立法听证会。在网上看到这一消息之后,倪捷立即发函报名并成为参会代表。随后,他飞赴海南,以一名业内人士的身份将当地政府的封杀理由悉数批驳。

    回顾这些年来的经历,倪捷表示,自己的第一大“职业”就是与人争辩:“遇上反对电动车的人和事,遇上我认为会影响电动车事业发展的做法,我好争辩,争强好胜,近十年已经写下了近30万的文字,此事几乎成了我的主业。”